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不仅集理学之大成，写的诗同样脍炙人口，“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样的千古名句不乏其例。朱熹写诗并非自娱自乐，亦非追求诗名，而是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曾担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南康知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漳州知州、潭州知州等，积累了大量的行政经验，也在实践中磨炼了自己的品性和人格。朱熹的三首廉诗充分反映了他对为官之道的认识和体悟。

葱汤麦饭两相宜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朱熹这首诗是写给自己女儿的。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11月，刚刚从浙东卸任的朱熹到女儿家探亲。女儿大喜过望——父亲长年公务繁忙，很难来家。到了午饭时间，女儿才发现家中没有好点的食材款待父亲，只能勉强东拼西凑做出一顿“葱汤麦饭”，也就是用小葱熬汤、麦子煮饭。

家宴如此草草，女儿满脸愧色，生怕让父亲觉得被怠慢了。朱熹却很是欣慰，风卷残云吃完，又索纸笔题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葱汤和麦饭搭配起来挺好的，既能滋补身体又能管饱，也不要嫌弃它没啥滋味，有人连这个也吃不上呢。诗写得浅白通俗，就像一位慈爱正直的父亲与女儿说的家常话，女儿一读也便明白父亲心意，顿感释怀。

朱熹写这首诗并非大言欺人、惺惺作态，而是吐露自己真实的心声。作为一个曾经负责沿海地区茶叶、食盐专卖工作的官员，他并未利用职务之便大发横财，更没有丧失安贫乐道的儒者本色，而是遵循“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的准则，终生践行。

他从来不是一个贪财的人。按照当时的惯例，下属在上官生日时要赠送寿金。朱熹的弟子也认为似乎“看亦只可量受”，觉得可以按照惯例适当接受，但是朱熹毅然回答：“某在浙东，都不曾受。”（《朱子语类》）以此来表明心志，并激励、督责弟子清廉为官。

朱熹平日生活更是清苦，从不贪图物资富足，家中甚至常常断粮，“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以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到了晚年，他为了维修漏雨的住房，甚至要向别人借贷才能实现。宋孝宗评价其为“安贫守道，廉退可嘉”，辛弃疾更是大为赞赏其清廉节操，称其为“历数唐虞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寿朱晦翁》）。

度量无私本是公

“度量无私本是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题米仓壁》）

朱熹这首诗是写在囤米的仓库墙壁上的。他长期生活在民间，深知民情，主张“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乾道七年（1171年），闽北地区洪水泛滥，朱熹正闲居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无官职在身，并没有救灾职责。他却多日奔走，考察灾情。他发现过去官府的义仓覆盖范围有限，救灾不及时，且当地部分官员存在不作为现象。于是，他一边向朝廷上书救灾，一边动员乡绅修建社仓，帮助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

社仓竣工时，朱熹亲撰《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社仓记》，制订了经营管理办法，即《社仓事目》。后来，宋孝宗将朱熹的《社仓事目》“颁诏行于诸府各州”，俗称“朱子社仓法”，成为通行全国的救荒储粮制度规定，可谓是造福了天下苍生。

为了警醒主管社仓的“乡官士人”，朱熹还亲自为社仓题了一首诗：“度量无私本是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希望他们能够一心为民、秉公做事，切莫心存贪念，也不要有太多私心，更不能算计、坑害老百姓。

朱熹经常告诫学生做官一定要恪守一个“公”字，严防一个“私”字。“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惟公然后能正。公是个广大无私意，正是个无所偏主处。”这些言论都是在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是为人，还是做官，都要公私分明、公道正派，不可因私废公，拿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只愿从今更无倦

“抚摩凋瘵为心切，摹写风烟著语亲。只愿从今更无倦，清诗美政逐年新。”（《谨次县大夫见属之韵》）

朱熹这首诗是写给一位“县大夫”也就是县令的，充满了对这位县令的期许勉励，希望他关注民生、不辞辛苦。诗中的“只愿从今更无倦”也是朱熹平生自况。他常常说“大抵守官且以廉勤爱民为先”，也就是做官特别是担任地方主官，要廉洁、勤政、爱民。勤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

当时南宋官场有一些陋习，冗官庸官不作为现象时有发生。朱熹对此非常痛恨，“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对这些得过且过、苟且混日的官僚嗤之以鼻。

他不仅如此说，更是身体力行。早在青年时代初入仕途、担任同安主簿时，便“莅职勤敏，纤悉必亲”“苟利于民，虽劳无惮”，做了很多官员懒得去做、不愿去管的事务和工作，“县中许多簿书皆当管，许多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正是因为他在基层时期便立志于勤政，所以积累了大量的行政经验，能够对相关事务心中有数，不至于被轻易蒙蔽。

朱熹在浙东做官时，通过调研，发现了管理仓库的官吏应付上级检查的招数。“每常官吏检点省仓，则挂省仓某号牌子；检点常平仓，则挂常平仓牌子。”也就是说朝廷拨款建设了“省仓”“常平仓”两种不同的仓库，但负责管理仓库的官员却把两种仓库修建在一起，当上级来检查省仓的时候，就挂上省仓牌子；当上级来检查常平仓的时候，就改头换面，挂常平仓牌子。这样每次检查，里面囤积的货物都是充足的。对此，朱熹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要求整改，“常平仓与省仓不可相连，须是东西置立，令两仓相去远方可。”

当时南宋官场迎来送往的风气较重，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路过本地，本地主官常常会送些路费。这笔钱从公款里出，且没有一定之规，少则一千钱，多则五千钱，多少全凭主官心意。朱熹对此十分气愤，“某见人将官钱胡使，为之痛心！”于是，他担任地方主官时，惩罚受贿行贿者，制止官场行贿馈赠现象，还采取严厉的督查措施，把紧行政事务办理的各个环节，要求官吏清清白白“交割职事”，对有作弊索礼行为者，追究到底，严惩不贷，督导官吏正直理政。

《宋史》记载，宋孝宗在得知朱熹的事迹之后，忍不住称赞道：“朱熹政事却有可观！”朱熹的确不是只在书斋中坐而论道、夸夸其谈，而是在广阔世界中践行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他的言传身教，也深刻影响了弟子和后学，后世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道德操守、清正廉洁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