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事立，须是心立。”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的前提。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欲事立，须是心立”出自北宋大儒张载所著《经学理窟》。张载世称横渠先生，是理学创始人之一。38岁中进士后，他做过几任地方官，50岁时，赴京任职，次年辞官返回故里郿县（今陕西眉县）。此后直到逝世前的六七年间，除短期入朝外，一直在横渠镇讲学著书。作为开宗立派的理学大师，张载思想产生于关中地域，但其影响却是跨地域甚至是跨国界的。
在长期的为政和学术生涯中，张载把自己的志向提炼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并矢志践行之，最终创立了具有社会关切和务实取向的“关学”。他十分强调“心立”对于一个人成长成才做事的重要性：“欲事立，须是心立。心不钦则怠惰，事无由立，况圣人诚立，故事无不立也。”若想要所致力之事取得成功，必须先下定决心、坚定信念。如果心不钦敬、志不坚定，则可能懈怠懒惰，所要做之事就很难取得成功。
在中国思想史上，“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是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下产生的概念。中国古代思想中一系列范畴：情、性、志、意、思、感、想、悟等等，都由“心”衍生，与“心”密切相关。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心是身体的主宰，当心灵安定下来，不为外物所动时，本身所具备的巨大智慧与力量便会显露出来。
明武宗正德元年，因为反对宦官刘瑾，王阳明被廷杖四十，贬谪到贵州龙场做驿丞。对汲汲功名富贵之辈，这绝对是人生的重大灾难；但对王阳明来说，这却是生命全新展开的契机。
在这个偏僻荒远的地方，王阳明想的是“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对自己的学问和人生，进行最为彻底，最为冷静的反思。反思的结果，就是在一个深夜里的大彻大悟。他的生命，进入了全新的境界。
龙场悟道后，四方好学之士来此求学者络绎不绝。王阳明给他们立下了四项“教条”，这就是《教条示龙场诸生》。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
立下志向，心就有了方向。王阳明以此教育学生，也以此要求自己。12岁便将“做圣贤”列为人生第一等事，正是在高远之志的召唤下，他才能不断完善自己，在诱惑面前不堕落，苦难面前不崩溃，得失面前不动心，以勇毅深沉的气度，开创出灿烂的人生格局。
古往今来，所有高尚的心之共同所系，从来都是关于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与使命。
1917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24岁的毛泽东挥笔写出《心之力》一文，老师杨昌济惊叹之余，给了他满分。
文中，毛泽东这样写道：“破教派之桎楛，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正本清源，布真理于天下……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其中洋溢着何等充沛的救亡信念与担当使命。
对在中华传统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心”是科学的理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仰。它是前进的、实践的，召唤着人们的行动，蕴含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
1923年12月，“二七”惨案发生后，在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下，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就在这时，一篇名为《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的文章，给当时的人们以极大鼓舞和振奋。
李大钊在文中写道，“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面对艰难的国运，要保持雄健的精神，力量从哪里来？
从心中来，从信仰中来。
马克思的一段话，阐发了共产党人信仰的特质：“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确立了对真理的信仰，便再也不会动摇，唯有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瘅精瘁力以成之。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十四年抗战，再到抗美援朝横扫三千里沃野；从嫦娥探月攀科技高峰到全面小康千年梦圆，再到抗疫斗争淬火成钢，坚定的理想信念引领一代代共产党员矢志奋斗，在天地间演绎出寻常时光中难以想象的传奇。
“本”在人心，心即思想与志向。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心之力不会凭空产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源自坚守，成于磨砺。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持之以恒加强道德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置身于民族复兴的关键一程，面对着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推进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强化理论武装至关重要。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此次主题教育中经受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