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马克思给俄国作家帕·瓦·安年科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马克思从文明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角度，阐述了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文明的果实”是“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之所以出现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归根结底是不同群体根据相应生产力基础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如果共同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文明形态也会随之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蒙昧时代发展到野蛮时代，再进入文明时代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文明”是一个表征人类进步状态的历史性范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用“文明时代”来指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之后的发展阶段，“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把文明看作一种社会素质，指出文明系统产生于人脱离自然束缚的过程，经由人的实践活动形成基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物质支撑系统，进而脱离野蛮、蒙昧、暴力、无序的社会关系，在相应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相应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关系。文明一方面包含着社会制度和礼仪、习俗体系，另一方面包含着人类精神生活记录体系，如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宗教、艺术等与人类精神生活和心智感受相关的文化系统。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文明内涵，阐明了文明交流实质上是以“人”为载体的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成果的交流，缺少了“人”这一要素，文明交流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可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人片面认为资产阶级文明是文明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重新审视资产阶级文明观。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文明是通过“野蛮的文明”扩张而传播到全球的。这一观点，鲜明体现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在对资产阶级文明观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了不同文明之间进行交流的基本要求和目标，并对文明交流保持了积极态度。他们认为，文明交流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创造活动。文明交流的过程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的过程。文明交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主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设想，未来人类社会将是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经济的高度发展、政治的充分民主和文化的高度繁荣。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的观点启示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尊重不同文明成果，朝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前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精髓，就是促进文明交流，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合共生。当今世界，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必须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地区的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多姿多彩、发展道路多元多样，这是世界应有的样子。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一种文明、一种制度。”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中华文明和世界各国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共同进步。近年来，中国在五大洲44个国家设立46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推动中华文明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思想的赓续发展，作出了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现实回应。历史证明，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陈曦）